1936年10月，在甘肃会宁，红军的主要力量红一、红二和红四方面军成功会师。就在这一胜利的喜悦尚未消散之际，一支新的部队接到命令，越过黄河，向西北的河西走廊进发。这支部队后来被称为西路军，人数超过两万，主要由红四方面军的力量组成。根据当时的战略安排，西路军的任务是建立河西走廊的根据地，支持河东的红军，并试图打通与苏联的联系。然而，河西走廊的地形复杂，供给困难，马家军在当地熟悉的地形下，骑兵机动灵活。西路军一入境，便陷入了接连的激战，古浪、永昌和高台等地接连爆发激烈冲突，造成部队损失惨重，弹药和粮食也捉襟见肘。

与此同时，延安正致力于处理关于张国焘的问题。1937年3月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，发布了关于张国焘的决议，认定其为退却路线、军阀主义及反党的错误。这一政治清算的压力逐渐渗透到对西路军历史的解读中。西路军败北后，毛泽东在1937年12月接见李先念等人时，将西路军的失败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错误联系起来，指责张国焘因害怕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，擅自指挥部队渡河，试图在西北扩展势力。这一判断后来被纳入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》及相关注释中，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被称作“张国焘路线”的破产。由于《毛泽东选集》的影响，这种观点在很长时间内成为分析西路军的主要依据。

然而，西路军的将领们却不同意这种简单的归因。徐向前、李先念、王树声等人都明确知道，部队的渡河并非张国焘个人的突发决策。在渡河之前，中央已制定了宁夏战役计划，相关的军事行动需要红军从多个方向进行协调。西路军的作战行动始终与中央军委的命令保持紧密联系。真正推动重新审视这一事件的，是一群当事人的坚持。1981年11月22日，陈云与李先念讨论西路军时，明确表示西路军渡河是党中央为了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做出的决策，不能将其视为张国焘的分裂路线的产物。

1982年2月27日，陈云再次提到此事，他认为西路军的组织与国际的联系有关，他在苏联期间曾参与联系支援西路军的武器弹药。已77岁高龄的陈云强调这一点必须查清，并建议李先念整理相关材料。李先念没有仅凭记忆编写，而是让工作人员查阅中央档案中的命令和通信，并结合自己当年随西路军作战的经历。他曾经在徐向前的指挥下渡过黄河，参与河西走廊的作战，跋涉过祁连山，最终进入新疆。1983年2月，李先念完成了《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》，材料中明确指出西路军执行的是中央布置的任务，始终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之下，重要军事行动都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指示或同意。

李先念特别强调，西路军渡河的问题，不应与张国焘在1935年9月擅自命令红四方面军南下相提并论。前者是中央战略计划下的行动，而后者则是张国焘个人错误路线的典型表现。这份说明递交给邓小平后，邓小平给予肯定，并同意将其存档。陈云等中央领导亦表示认可。这一长期被模糊的历史问题，终于得到了档案和当事人经历的双重确认。

然而，历史认识的修正并未立即完成。1991年出版的《中国共产党历史（上卷）》在描述西路军渡黄河时，只写了“奉命”两字，却并未明确命令的来源。这种模糊的表述，使李先念感到非常不满。他随后致信中央领导，指出历史上有人将西路军视为张国焘个人擅自命令的结果，甚至称之为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。如果相关党史书籍仍然回避“奉中央军委命令”这一事实，就难以准确解释西路军的真实性质，也无法正视为之付出生命的战士们所承受的代价。在他的坚持下，党史的相关叙述得以修改。2001年11月7日，江泽民在纪念徐向前百年诞辰的座谈会上明确提到，三大主力会师后，徐向前是奉军委命令担任西路军总指挥，带部队与敌人苦战四个多月，为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提供了支持。这番表述确认了西路军受中央军委指挥的基本事实，也使得“西路军是张国焘路线产物”的说法不再能够全面涵盖历史真相。经过数十年的争议，核心问题不仅在于对一位将领的评价，更在于如何根据电报、命令和亲历材料，准确复原一场战役真正的决策链条。